周朝末年各地群雄崛起，当时七国争霸之势尚未形成，而最后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国当时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产方面都比其它中原国家弱。外有邻国不断侵犯，同时在内亦有贵族专横，内忧外患让秦孝公非常烦恼。为了改变国家的面貌，秦孝公颁布公文招贤，谁要是能令秦国富强，就会获得封赏。最后成功找来了卫国的卫鞅（姓公孙，最后从商所以也被称为商鞅）。卫鞅向秦孝公建议国家要富强比需注重农业生产，让人民有饱饭吃同时军队有充足的军粮，接着必须加强训练军队，奖罚分明，那些有军功的将士和收成多的农民都应该给与奖励，而不好好生产，打仗怕死的人就要加以惩罚，这样国家没理由不富强。秦孝公听了非常赞成卫鞅的说法，便下定决心改变旧制度实行卫鞅提出的新法令。秦孝公决定采纳卫鞅的政策后立刻引来诸公贵族的反对，专横又有不懂得生产的贵族有怎么会让绩效制度推行呢？秦孝公在左右为难之下只好让卫鞅与贵族们辩论。代表贵族的甘龙大臣首先就发起攻势表明现有制度是传统保留下来的，人民已经习惯现有制度，改了就一定会乱！卫鞅立刻反驳道,古法旧礼无法让国家更富强，由古至今根本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和礼，墨守成规必定让国家灭亡。最后卫鞅成功把众大臣驳倒，推行令秦国变得有效率和重视绩效的国家，以致后来能够鼎立于战国七雄之首进而统一全国。

马华在奖学金问题上一直无法突破和建立有绩效的奖学金分配机制导致每年学生都必须通过马华苦苦哀求上诉才有获得重新分配的机会。一个不断强调经济转型的国家却面对人才因不公制度而不断流失的局面，经济转型有什么可能会成功？大量流失人才而变得依赖外劳导致我们不能引进需要高技能的增值性质的工业，而外资也面对无法寻得人才的困境而必须转到其它地区设厂，面对外资流出政府为了稳住经济就必须引进其它的外资，结果饥不择食的我们就有了山埃采金和最近莱纳斯希土厂的课题，政府似乎看不到奖学金分配和引进高危工业的因果关系(cause-effect)。就是因为少了秦孝公这种令国家富强的决心和卫鞅敢于挑战诸公实行变法的勇气，国家每况日下不公制度越发衍生。魏副部长上有部长慕尤丁，后有教育部行政首席秘书，前有首相纳吉后有公共服务局，之前有自称自深报人称魏家祥被纳兹里和林冠英夹击，但是大灯一照，夹击魏家祥部长的是何人？还不是暗中角力的贵族诸公们吗？问题是马华如果不勇于变法提出完整绩效式的奖学金分配模式，每年优秀的华裔学生就必须受苦，而在大选中靠自己改变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雪州马华宣传局说马华已经全面解决奖学金问题，可是问题真的完全被解决了吗？马华也只不过解决了今年的问题，还有下一年的问题，后年的问题没解决。马华每一年这个时期都上演有人在朝好办事的戏码，而老臣纳兹里力道掌握得好，因此每年都由他扮演反派的角色。今年因为嗅到反风的讯号，所以也让马华和巫统的火药味升级制造紧张和困难重重的印象，以便让民众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这种人质情结，把挟持自己的抢劫匪当作自己的救命恩人。如果问题要全面获得解决，首先就必须在遴选的程序上下手，申请者全部都以编号的方式进入遴选程序，程序中的官员不能以编号查看申请人的身份和资料，只有在结果出炉后才由奖学申请编号的部门对照和公布。现在的制度，官员不只能够看到申请人的资料，连其父母的资料也一并能够纳入考量，极其不公平也不透明。

要转型不能空喊口号，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好听但是人民的真切感受又是如何呢？如果政府真的要转型和吸纳人才首先应该拿出诚意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卫鞅欲建立新法的时候就知道法令必须要有威信，怕老百姓不相信，推行不开来。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叫人在都城南门放一个三丈来长的木头，旁边贴个告示说只要有人把木头扛到北门就赏金十两。任务太简单，但是当时就是太简单没人敢相信上前扛木头，觉得有圈套。后来奖金追加到五十两终于有人出来尝试，最后也获得赏赐五十两。事情传开后，人民就相信卫鞅要实行变法，是说到做到的。不论是经济转型，奖学金制度昂或是人才召回政策，政府都要拿出诚意降到做到，才能让人民信服。